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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五年前后,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,蒋介石仍旧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张学良将军被迫“剿共”,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,受到蒋介石的责难,于是急于寻求出路。在国民党“五全”大会召开期间,他与杨虎城将军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和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。 从南京回到西安后,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,与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。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与此同时,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。但是,他们的活动早就被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李达权、郑广清注意并对南京有所密报。 为了反击特务的猖獗活动,张学良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。此事促成了张、杨共同携起手来,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“两广兵变”的蒋介石的震动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,蒋介石亲临西安,下榻于临潼华清池,张学良多次对蒋“苦谏”,均痛遭拒绝。蒋介石限他三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“剿共”的命令,否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、西北军调离陕西。张、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“兵谏”,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 事变发生后,我党受张、杨二位将军的邀请,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。周恩来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,说服了张、杨并使得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“八项主张”。“西安事变”得到了和平的解决,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被关押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员同样为南京方面担忧;为了更好地维护西安城的秩序,张学良放走了雷剑邦、金德奎。蒋介石又召来杨虎城,欲说服杨虎城放他离开,但杨虎城坚决要求蒋介石答应条件后方可放其离陕。戴笠及时返回南京与宋美龄商讨对策。英、美、日俄等国媒体相继发表谴责张、杨行动的评论文章,张学良更加失望。中共中央也得到苏联的不支持反应,毛泽东异常气愤。阎锡山也发出了谴责张学良的“五乎”电报,西安局势更加孤立。端纳抵达西安,了解了蒋介石安好的情况后,回电南京。南京方面,何应钦欲以保护夫人的名义武力软禁宋美龄,在戴笠的及时营救下化解危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