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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五年前后,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,蒋介石仍旧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张学良将军被迫“剿共”,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,受到蒋介石的责难,于是急于寻求出路。在国民党“五全”大会召开期间,他与杨虎城将军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和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。 从南京回到西安后,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,与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。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与此同时,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。但是,他们的活动早就被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李达权、郑广清注意并对南京有所密报。 为了反击特务的猖獗活动,张学良下令抄了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。此事促成了张、杨共同携起手来,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“两广兵变”的蒋介石的震动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,蒋介石亲临西安,下榻于临潼华清池,张学良多次对蒋“苦谏”,均痛遭拒绝。蒋介石限他三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“剿共”的命令,否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、西北军调离陕西。张、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“兵谏”,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 事变发生后,我党受张、杨二位将军的邀请,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。周恩来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,说服了张、杨并使得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“八项主张”。“西安事变”得到了和平的解决,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在杜重远的建议下,张学良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的《八一宣言》,并深感触动,并悟出了算命先生话的意思。回到西安后,在阵亡士兵的追悼会上,杨虎城雪中送炭送上抚恤金,两军关系进一步改善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,蒋介石打算接触苏联及中共方面,并请宋子文代其联系宋庆龄,让宋庆龄替国民政府出面与中共接触。同时,又秘密命令戴笠继续监视宋庆龄,并命戴笠前往西安监视张学良的动向。张学良来到西安复建的东北大学视察,受到东大同学们的欢迎。